奥地利人飞机不坐,毛泽东不乐意坐飞机出游的

2019-06-07 22:15栏目:www.bifa365.com

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刘亚楼对胡萍说:“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胡萍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飞行员是“老革命”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17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 ,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修建,1945年被国民党接收。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例如,1953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8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没有机场,还不

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刘亚楼从塔台跳下来,急冲冲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没忘记鼓励下属:“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为了保障安全,在毛泽东返京这段时间内,全国禁空,所有其他飞机一律停飞。北京天气虽然好转,但到傍晚,仍有发生雷雨的可能,要求毛泽东一行务必在下午5点之前到达北京。

又是一个5月艳阳天。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51年前5月那天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最近,胡萍向笔者回忆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1956年5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如果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再者,在那时候坐飞机也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坐飞机?为什么不坐火车?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17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据传言,毛泽东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当然,这是小道消息,因为在那个年代,领袖遇险是国家机密。

再者,在那时候坐飞机也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坐飞机?为什么不坐火车?

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先于里-2飞机起飞,一路顺顺利利,按时正点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慢,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州,再折向北方,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的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那么,毛泽东进城后为何不乘坐飞机?曾任周恩来专机飞行员的张瑞霭说: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2.飞行员是“老革命

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毛泽东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后,返回北京的途中。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飞机上与乘务员合影

3.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提着旅行包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乘美军飞机去重庆谈判

6月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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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5月3日早晨,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毛泽东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用餐、加油。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毛泽东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合影留念。

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耽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毛泽东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但是,周恩来的身体素质适合坐飞机。张瑞霭回忆说:上天便给予他一副经得起翻飞颠簸的筋骨。周恩来总理很适应空中生活,有时候气流肆无忌惮地把飞机抛上掷下、摇来摆去。有的服务员、飞行员都受不了,张开嘴巴‘哇哇’地呕吐,周恩来却一点儿事也没有,仍旧谈笑风生,同服务员开着玩笑。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周恩来那样具备坐飞机的先天身体素质。如陈毅元帅,坐飞机对于他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本来,身体肥胖的人不容易晕机,而陈毅老总长得连腰都弯不下去,系鞋带都得请人代劳,可飞机下滑打乱了人体的平衡,使得很多人不能适应,感觉头晕目眩,肠胃翻江倒海,好似五脏六腑随时有可能从口腔里蹦出来,‘嗨哟,落地比咽粒枪子还难受。’

1956年的5月3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今天的天气很好,我惟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刘亚楼走进机舱,要求收起桌上的扑克和象棋,说毛主席不喜欢。

周恩来也不希望毛泽东乘飞机,但他本人却频繁乘坐飞机且多次化险为夷。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未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飞行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

7点30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

别去苏联,怀孕不好坐飞机。毛泽东曾致电贺子珍提醒说。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姗姗来迟的毛泽东专机遇到了什么危险?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在张瑞霭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

1956年5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如果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

张瑞霭回忆说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5月2日晚,胡萍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时,出于保密的要求,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机组人员也不知道是谁要用飞机。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修建,1945年被国民党接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后来乘坐伊尔-14。

6.归途险情吓到刘亚楼

“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解释说。

1.毛泽东:“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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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8205号的空勤组果断改变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而在北京西郊机场,负责与飞机联系的指挥员蔡演威没有听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更是暴跳如雷,对着蔡演威大吼:你快给我联络,一定要联络上,再联络不上,我就毙了你!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虽然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怕自动驾驶仪工作不理想,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轮流人工操纵。副驾驶陈锦忠熟悉胡萍的飞行风格,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担任领航员的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顶尖人物。

其实,几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想坐飞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出视察时通常坐火车,很少乘飞机。这主要是当时苏联常发生飞机事故,造成高级官员死亡。1931年7月12日,红军副总参谋长弗拉季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乘坐王牌飞行员雷巴里丘克驾驶的飞机,前往乌克兰视察。结果由于大雾原因,飞机撞到大树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出于安全考虑,斯大林乃至联共中央才在内部提出禁止国家高级领导人乘坐飞机的决议。但米高扬没有遵守这一规定,1933年6月联共中央政治局迅速做出决定:由于米高扬同志严重违反政治局禁止坐飞机的决议,因此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处罚彻底打消了其他苏联领导人坐飞机的想法。

5.飞广州途中颠簸得厉害

不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有点矫情地认为: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刘亚楼对胡萍说:“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胡萍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飞机对毛泽东来说,早年并不抵触,比如重庆谈判的往返,毛泽东都在飞机上拍了大头照。那时的飞机坐起来并不舒服,高噪音、剧烈颠簸、设施简陋,我忘记是哪位国民党高官之后告诉我说,每次下来基本上有人呕吐。

又是一个5月艳阳天。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51年前5月那天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最近,胡萍向笔者回忆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解释说。

4.毛泽东:“你们都很年轻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乘坐飞机去广州视察。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6月4日,毛泽东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

例如,1953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8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没有机场,还不能飞到西藏,达赖喇嘛一行是坐小毛驴从西藏走到成都的。这次专机飞行责任十分重大,因为国外反华势力一直想分裂西藏,不管发生什么原因的意外,都将会授人以柄。幸好,后来专机团一路平安,圆满完成任务。

空军只有伊尔-14(其实,伊尔-14型飞机更为先进。1956年,苏联研制定型生产伊尔-14型飞机。苏联人从第一批新产品中,挑选出两架:同时起飞,一架飞往河内,送给胡志明;另一架也是由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给周恩来总理。)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飞机选定为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据说,毛泽东要求中国驾驶员驾驶飞机。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乖乖地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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