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与刺杀者,明治维新的重中之重人员

2019-05-20 21:32栏目:www.bifa365.com

内容摘要:日本史家多以此事作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并视此为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崛起的一个动源,下关各处有关甲午战争(日清战争)遗迹多存有明治人物的颂碑。战争之初,无论是海上舰队还是岸基炮群,清朝实力并不在日军之下,很多军官与日军一样都曾在英国受过训,总体财力也在日本之上,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海陆全败,多年经营的洋务军备也丧失殆尽。在输入中国文化一千多年后,儒家化社会意识在日本已本土化了,明治政治人物多以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推动日本近代化的转制,在其成功之后,又以华夷之辨来诠解西方的文明进化论。此地维新遗迹甚多,“日清议和处”即是其中之一,“李鸿章登岸”、“李鸿章宿馆”、“李鸿章受伤”、“李鸿章小路”皆设路牌昭示,楼内外多有日本名流题诗碑迹。

福泽谕吉

3月21日 晴

关键词:日本;李鸿章;文化;甲午战争;日军;侵略;维新;北洋舰队;马关条约;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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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不如想象的味美。它被切成透明的薄片,环状地排列在盘中,伴葱与芥辣入口,像是嚼着清脆的鱼皮。它也随豆腐煮在汤锅中,入口与其他鱼类别无不同。据说它美味的部分是精巢,我缺乏尝试的欲望。当剧毒的可能性被排除后,它的诱惑也随之下降。

作者简介:

(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在下关,到处是河豚的形象。它是料理店里的鱼片,是唐户市场的摊位上的活物,是神宫庭院、海边大道上的雕像……它们都胖嘟嘟的,像是拼命的憋着气,周身洋溢着因笨拙而带来的可爱,毫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于刀下的命运。

  2014年为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中日双方都举办了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很多书籍、论文、电影与电视剧,其中也不乏稀见的揭密史料,引人关注。这段时间笔者与各位编者正在日任教、留学,感到两国立场虽有不同,但有一些史料却都被忽略了。其中最让我们关注的就是战争前后在日本出现的大量的汉诗文。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下关的河豚,就像是阳澄湖的螃蟹,在菜谱上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一些时候,渔民还把别处的河豚放养于下关海峡,以获得下关河豚的身份。

  我们访问了马关条约签订处下关市的春帆楼,在翻检参战者留存的文稿以及当时各类报刊汉诗文后,感慨甚多。日本史家多以此事作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并视此为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崛起的一个动源,下关各处有关甲午战争(日清战争)遗迹多存有明治人物的颂碑。于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近代国耻之极,战争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专制王朝的腐朽与无能,直接催生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兴起。战争之初,无论是海上舰队还是岸基炮群,清朝实力并不在日军之下,很多军官与日军一样都曾在英国受过训,总体财力也在日本之上,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海陆全败,多年经营的洋务军备也丧失殆尽。战前七年(1886年),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定远号、镇远号到长崎炫示武力,然而愚昧的自大、涣散的军纪,既暴露自身的落后,又激起了日本人奋起直追的疯狂。长崎事件后,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商贩,全民捐款造舰,仅用了六年,舰队总吨位就赶超了北洋舰队,而且新购之舰性能多是后来居上。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有识者如何呼吁,清廷不仅未加一首新舰,而且还削减海军经费,连正常训练都难保证,多年未发一炮。很多待在现代军舰上的官兵,无现代科技观念,设备管理失序,临战全无章法。结果旅顺港最现代的岸防炮反被日军夺得用来炮击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远东最大的战舰定远号自爆,镇远号还被日军掳去。甲午完败的结局表明政治体制的顽疾,不是坚船利炮能够解决的,腐朽的制度才是国防最弱的地方。师夷之长,如果只取形式上的枪炮之长是无法制夷的。中日两国在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即体现这一点。而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汉诗文中多有所表现,虽然,这些汉诗文多有蔑清之论,体现了窥视者因发现猎食对象弱点后产生的自信与贪婪,但也从另一层面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落后,这对于我们总结这一段历史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因此,我们在清理这部分文献时,虽多有国殇之痛与被辱之愤,但也时时太息扼腕。如在这些诗中有多首吊悼丁汝昌的诗,其不惜一死而守节的壮志感染了对手,使他们对这一败军之将多存敬意。但是,其时清廷上下却将战败全部归罪于这位前方将领,并由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两下对照,反差甚大。揭开伤疤确让人痛,但可让人深度了解致伤的原因,总结教训。

(PS:听说日本把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23333 )吉田松阴

春帆楼前,也有一个巨大的河豚青铜像,夜晚在灯光照耀下,发着幽兰之光。这是下关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据说丰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续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楼在明治21年(1888年)的营业。

  十九世纪末,随着西人殖民扩张的加大,中日两国都被推到了近代化门口,由于两国所走道路不同,近代化的步伐不一,结果大异。中国的渐进式变化终被日本突变式的发展超越,东亚政治版图与文化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输入中国文化一千多年后,儒家化社会意识在日本已本土化了,明治政治人物多以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推动日本近代化的转制,在其成功之后,又以华夷之辨来诠解西方的文明进化论。自明清易代之后,日本对清廷就存有轻蔑之意,视其为夷狄胡虏,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优势使其更加放大了这一意识,进而反客为主,以文明中心自居,为其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进行包装。在这些汉诗中,多赤祼祼地表现了这一侵略意识,同时它们也表明,随着“中华帝国”在东亚中心地位的沦落,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诠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走向。这一时期的东亚,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借助现代交通与传媒工具,中、日、韩三国文人的交往与交流空前频繁,日本学人对中国文化开始有了抵近观察与体验的机会;另一方面,侵略与反抗的矛盾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激烈,对某些日本文人来说,陶然于学与侵占经略之心是并存的。这种因战事而生的文化交流,其复杂性尚有待于文化学者的近一步研究,仅贴上“友好”或“侵略”的标签,实失之简单化。从这一角度看,今天,将之搜辑整理出来方便研究者使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化运转的一个具体史实,可避免因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脱离历史背景而误解了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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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06年笔者即有编纂这类资料的想法,累年难成,幸遇志趣相投的一批好学之士,终得以成。这是一次愉快而有效的合作,录下拙诗《留别九大留学诸君》一诗以资记忆:

(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阳明学派思想家。江户时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坂本龙马

李鸿章喜欢河豚的滋味吗?他有心情品尝吗?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与清国代表团住在下关(当时仍叫马关),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他们分别是日本首相与外相)进行了五次艰苦又屈辱的谈判,最终签署了《马关条约》。清王朝不仅丢失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还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鸿飞萍聚人生事,心印相通万里思。最忆春帆登览处,难忘秋瑾痛伤诗。东洋卅载风涛谷,吾土三朝腐俗池。血火未消师弟转,发袍初革上下疑。喊呐开悟医民性,神女惊知铸血辞。逐汉千年朝夕速,超倭十纪卯寅迟。西乡面壁身残日,庆应习兰衣冷时。南海老狂多暮气,少年中国望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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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836年1月3日-1867年12月10日),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维新志士,倒幕维新运动活动家,思想家。原为土佐藩乡士,后来两度脱藩而成为维新志士,为促成萨摩及长州二藩成立军事同盟的重要推手之一,海援队队长。1867年被暗杀。高杉晋作

这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转折点。比起1842年的南京以来的一连串的条约,唯有这一次彻底震惊了中国。这不仅因为条约的苛刻程度,也是缘于战胜者不是西方人,而是从来被看不起的“倭人”。贯穿近代中国的“失败叙事”与“屈辱叙事”也因此而起,“危机意识”更是四处弥漫,它让中国醒来,却也陷入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焦虑之中。

  春帆楼,在山口县下关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此处议订《马关条约》。藩县改制前此地属长洲藩,幕末维新之杰如高杉晋作、木户孝永、山县有朋、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等多出于此。1865年,二十四岁的高杉晋作于此举兵,开倒幕之序。此地维新遗迹甚多,“日清议和处”即是其中之一,“李鸿章登岸”、“李鸿章宿馆”、“李鸿章受伤”、“李鸿章小路”皆设路牌昭示,楼内外多有日本名流题诗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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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朝,指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1839年9月27日—1867年5月17日),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长州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人。幕府末期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 高杉曾出访中国,在上海居住过,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感情,这也是与其它志士不同的地方。但是有趣的是,高杉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马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1867年死于肺结核。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条约既是对“明治维新”路径的确认,也为接下来的全球角色做出了准备。它不仅如福泽谕吉10年前所期待的“脱亚入欧”,巨额的赔款加速了它的现代化进程,10年后因战胜俄国,进入西方列强的俱乐部。这也是有毒的胜利。“马关条约”也像是日本历史中的河豚,它的诱惑与危险同样显著。日本在这条扩张之路上失去控制,最终以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收场。其中一颗在广岛,它正是甲午战争的日军指挥部,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都坐镇于此。

  西乡、庆应,分指西乡隆盛、福泽谕吉,前者因斗武而臂残,后者创建庆应义塾大学,少时多贫。

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三人被称为“明治维新前三杰 ”。大久保利通

我在春帆楼前发呆。除去河豚的铜像,还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雕像、伊东巳代治书写的碑文。他是当时的书记官,烟台的换约也是由他与伍廷芳进行的。他的碑文写于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汉文,其中一句“今日国威之隆,滥觞于甲午之役”,正是对这一条约最佳的注解。这也是不无感伤的碑文,他眼见自己的引导者一个个离去——陆奥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则于1910年在哈尔滨被朝鲜青年安重根刺杀。

  兰,江户时代日本称西学为兰学,指荷兰人传来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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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步入春帆楼,服务员客气却冷漠,甚至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热茶喝。旧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盟军轰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层水泥建筑。不过,它仍是闻名遐迩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馆经营。在这样的旺季,你很难订到位置。

(1830年9月26日—1878年5月14日),日本萨摩藩,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他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木户孝允

在旅馆的墙壁上,我看到山县有朋、犬养毅的题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争吵不休,但却分享着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日本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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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 晴

(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了《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

哪里是李鸿章的遇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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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帆楼出发,我沿那条山腰上的李鸿章小道散步,然后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阳时分,狭长的海峡金光闪闪,庞然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楼,它就有了一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

(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

马关没有香港的能量与运气。它在19世纪末获得了短暂的历史重要性——试图驱赶欧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战败,然后又在面对中国时,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但此刻的这个港口小城,懒散、诗意,似乎容不下这么多故事。自从1903年,它从马关更名为下关后,它似乎也丧失了历史的重要性。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 三人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伊藤博文

沿台阶而下,就是引接寺,紫色的帷幕在寺庙入口分外显著。这寺庙建于1560年,也曾是朝鲜使节的居所。在谈判期间,李鸿章下榻于此。他每日在春帆楼与引接寺间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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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下午4时15分,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4时30分,途径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这江村店再向前约50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是,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

(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任和谈全权代表,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并一度任台湾事务总裁。 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1906年任特派大使,与朝鲜签订《日韩协约》,任第一任韩国统监,积极推行朝鲜殖民地化政策。黑田清隆

在权威的《甲午战争史》中,历史学家戚其章这样描述遇刺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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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暴徒是26岁青年小山丰太郎。短期内,刺杀没有改变历史进程。根据27岁的中国历史学家吉辰在最近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中的分析,中方完全没有把握这一意外,将之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但长期来看,倘若没有这射入眼窝下的子弹,李鸿章或许会活得更久,作为不多的几根支柱之一,减缓清王朝的瓦解 。

(1840年11月9日—1900年8月23日),日本第二任内阁总理大臣,元老。萨摩藩人。积极投身倒幕运动,参与建立萨长联合。戊辰战争时任监军、参谋。后任明治政府兵部大丞、开拓使次官、长官及参议等职。井上馨

也是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我读到小山丰太郎的回忆文章《旧梦谭》。在行刺失败后,法官顶住了来自伊藤博文的压力,没有判处小山死刑,处以终身监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两年后因大赦减刑,1907年假释出狱。31年后,他应《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之邀,写下了他的回忆,此时距离刺杀已43年。另一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整个日本再次处于狂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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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忆或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历史关键时刻的小人物,他所提到的细节与情绪,却是理解当时日本内在矛盾性的有趣例证。

(1836年1月16日——1915年9月1日),明治维新元勋、九元老之一。政治家、实业家。幕末以及明治时代时的活跃人物。 1901年 第4次伊藤内阁崩溃后,明治天皇预定他为下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由于日俄战争将近,他无力承担这个重任,就辞退首相让给桂太郎。伊藤去世以后,与西园寺公望和松方正义一起成为元老。山县有朋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自强运动”常被视作历史的两条平行线。中国知识人尽管早已习惯将“明治维新”来比照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惊羡日本之成功,哀叹中国之挫败,却又对对方的历史仍保持着惊人的无知:以为似乎真的存在着一个确切时刻,譬如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日本就随之一变,而丝毫不感兴趣于其中复杂、剧烈的冲突。不管是最上层的伊藤博文还是普通人小丰,都卷入其中,他们被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弄得眼花缭乱、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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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3年开始居住在日本的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1891年写道:“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之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别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可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中,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利剑。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不密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军人,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1890年抛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作为施政方针,并强调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主张出兵侵略中国和朝鲜。从而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松方正义

出生于1869年的小山正是处于这种撕裂中,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游民。在决定行刺前,小山丰太郎回到大北岛的家,祭拜了亡母的坟墓,与父亲道别,在妹妹送他出门时,雪正下个不停,他想起了佐野竹之介的《出乡作》:“决然去国向天涯,生别又兼死别时。弟妹不直阿兄志,殷勤曳袖问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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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作于1860年,是水户藩的佐野决议刺杀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前的内心表达。对于这些维新志士而言,推翻幕府统治,是拯救日本的首要方式。这首诗也收于《慷慨诗歌》中,这本溢满志士们的勇气与决绝的诗集,感动了几代日本人,也是驱动了这个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强烈的情感也总蕴含着危险,它令人陷入褊狭。即使在明治维新后,暴力也层出不穷,一些参与倒幕的志士们对于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秩序深感不安。他们发动起义、暴动、刺杀,都深信所谓勇气与理想不可妥协。

(1835年3月23日——1924年7月2日),明治时期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萨摩藩武士出身。有弓术“目黑流”和剑道“示现流”的证书,并精于马术。投靠大久保利通门下,从1881年起主导日本财政达22年之久,将公有企业卖给民间,创建中央银行,回收纸币,抑制通货膨胀,1898年更是借助甲午赔款将日本金融体系改造成金本位制。西乡从道

当小山成年时,日本已没有要推翻的政权,全面向西方学习则也令“攘夷”成为过去。中国却可能是新的目标。对于中国,日本陷入某种尼采所说的“怨羡之情”——因为曾深受它的影响,反而用加倍的愤怒回报。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的军事、文化、人种的影响,日本急于摆脱和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关系。生活在19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中,日本也有一种难以遏制的领土扩张欲,它要模仿西方的帝国作风,攫取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中国长久以来在东亚创造的政治秩序,就变成了巨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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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就成了这种情绪的突破口。一开始,日本公众并不热情,他们对于能否战胜这样一个庞大的、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缺乏把握,但当胜利不断传来后,举国陷入了狂欢,这狂欢催促更大胆的行动。

(1843年5月4日—1902年7月18日),日本明治时期的海军大将、第一位海军元帅。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时期的海军大臣,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弟弟。大山岩

小山听说李鸿章要前来日本议和时,陷入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愤慨。他的期待是“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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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头戴鸭舌帽、萨摩木屐,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在横滨买五连发手枪,怀揣诗歌集,李鸿章的照片(称之为“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写下的“毙奸状”,决意去刺杀李鸿章。除去回家道别,他还前往东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园,“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除去对中国的厌恶,他还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自我激励。这也是此刻日本的反讽之处,从首相到平民,不管他们多么想摆脱、击败中国,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国的影响。

(1842年11月12日——1916年12月10日),日本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元帅陆军大将,日本帝国陆军的创建者之一。中日甲午战争的日军第二军长,占领威海卫。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数次击破占优势的俄军,赢得了近代世界上第一次弱小民族对西方列强的胜利。大山岩早年积极参加明治维新运动,注意吸取国外的新思想,对建立近代资产阶级的日本军队起了重要作用,是促使近代日本称霸亚洲、跻身世界军事强国的关键人物之一。桂太郎

而日后回忆起行刺时看到李鸿章一幕时,他仍会这样写道:“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确是伟人的风貌。年龄约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范。从眼睛看其人悠扬不迫的态度,不由得佩服这眼睛比照片上还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东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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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些日本学者相信,21世纪的东亚又像是19世纪的轮回,当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国急速的现代化就像是自强运动的延续。一直到1894年夏天战争打响前,日本都不相信能击败中国,不管是国家规模还是军事配备上,中国都令人生畏。正是对于中国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惧,让日本的决策者与公众产生新的焦虑,这焦虑导致敌对。

(1848年1月4日——1913年10月10日),日本近代政治家,军事家,明治、大正两朝元老重臣。长州藩出身 ,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日后更是三次出任内阁首相,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并策划吞并朝鲜。西园寺公望

这感受与忧虑在这下午的下关都显得不合时宜吧。这些在海滩边欢乐、忙于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难有战争的欲望。日本社会显得那么平和、镇定。反倒是,小丰似乎在中国会有新的共鸣。倘若他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一定是那份标榜全球视野、却灌输狭隘偏见的报纸的热烈追随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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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亚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欧洲?当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后,世界的评论者都喜欢用这个比喻。在表面的冲突下,是东亚结构性的力量的再度变化。

(1849年10月23日——1940年11月24日),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元老,政治家。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20世纪初期与山县有朋的弟子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史称“桂园时代”。日本帝国最后的元老。

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都处于一个强日本、弱中国的状态,当两个国家都以强者的面目出现时,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紧张感?两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对于日本——蕴含的高度历史性的愤怒、屈辱(它被不断的生产、再造),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排解?

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被称为“明治九元老”。榎本武扬

而这个梁启超的伤心地,我从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他们蜂拥到银座购买化妆品与马桶垫,似乎完全没有心情与时间来此一游。所谓的“历史愤怒”都常是假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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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10月5日——1908年10月26日),江户幕府末期的幕府海军总指挥、虾夷共和国民选总裁。明治政府海军卿,海军中将。此人的行为与一般日本人殊异,对幕府、幕臣的愚忠贯串了他的一生,可他身上又有着敢于当领袖、类似平将门、源义仲那种造反精神;“士为知己者死”的旧思想固然很重,同时又有着欧美那种民主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既能领兵打仗又精通外语、外国文化,能胜任驻外使节。

(转自许知远《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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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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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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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登陆后向天津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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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辛丑各国条约》(《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的情形。左起:荷、日、比、奥、西、俄、德、英、美等十一国代表。右起:奕劻、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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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1900年,爆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是全副武装的义和团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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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军官在紫禁城宫门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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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在北京城内四处抢劫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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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军炮毁的北京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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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的大学士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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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侵占天津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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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在北京安定门外屠杀义和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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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中的少女组织红灯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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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签订后,逃往西安的慈禧又回到北京。这是慈禧太后回銮时乘坐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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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这是设在台北的日本“台湾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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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攻占北京前夕,慈禧太后逃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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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进犯北京乘坐的火车被义和团炸翻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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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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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义和团“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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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遭清军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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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2月27日清廷允准签订议和大纲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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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中英文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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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攻陷后的金州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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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至北京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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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给台湾抵抗者的家属戴上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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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兴起,引起列强的恐慌,准备联合出兵镇压,这是云集天津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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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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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联军进攻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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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2月26日清廷关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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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各国和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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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英军总司令西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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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焚毁后的圆明园残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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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两江总督。甲午战争中,任钦差大臣,帅湘军出战,驻山海关。辽河一战,全军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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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马关条约》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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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的庆亲王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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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攻陷北京进去安定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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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中日海军在黄海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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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直隶总督,主持清政府军事、外交。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求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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