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的治学精神,一个国家二种社会制度

2019-05-22 08:54栏目:必发365登录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自序

  笔者曾在2001年12月投书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编辑部,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问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言,指出把民间文学学科降为三级学科是没有道理的,且影响殊大,希望保持民间文学学科原有的二级学科地位。拙文发表后,尽管受到了一些高校老师和学界朋友的关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关文章予以响应。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只言片语,民间文学在国家教委系统的学术地位,仍然被冷冻在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的筐子里。

必发365登录,刘锡诚的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

刘锡诚

  本来任何一门学科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规律,是用不着向什么霸权讨要何种地位的。在我们却是无奈,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什么样的霸权机构和由什么样的专家组成这个机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地位和前途,这又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就使来自民间的讨要行为变得可以理解了。

——以文学评论和民间文学研究为中心

我曾在2001年12月26日投书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编辑部,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问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言,指出把民间文学学科降为三级学科是没有道理的,且影响殊大,希望保持民间文学学科原有的文学学科下二级学科地位。拙文《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在《文艺报》同年12月8日发表后,受到了一些高校老师和学界朋友的关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关文章予以响应。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只言片语,民间文学在国家教委系统的学术地位,仍然被冷冻在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的框子里。于是,三年后,不得不再次在报刊上发声,上海《社会科学报》于2004年8月12日发表了拙稿《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了,总不至于会有什么类似乾嘉学派的遗老遗少们或蒋梦麟们从阴沟里跳出来讥笑谈论歌谣是淫秽之徒。至于民间文学的作者和传承者是什么样的群体,尽可以存在着某些分歧的看法,是下层社会成员还是全体社会成员,这并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同样不争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和农耕文明下,不被主流文化及其士大夫所重视,甚至长期被压抑、被笑骂、被打杀而最终归于自生自灭。五四以后兴起的民间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经过几代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们的披荆斩棘、苦心建构,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中心的全国普查,到世纪末,已经粗具规模了,已经堪称文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支学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宝库。

秦佩

本来任何一门学科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规律,是用不着向什么机构讨要何种地位的。在我们却是无奈,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什么样的机构和由什么样的专家组成这个机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地位和前途,这又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就使来自民间的“讨要”行为变得既可笑又可以理解了。

  从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刘半农编订歌谣选、歌谣研究会成立、鲁迅等人创立的语丝社起,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进来,民间文学运动就渐而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里和名声显赫的报章杂志(如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妇女杂志》)上登堂入室,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和学术潮流。1926年军阀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查封《语丝》,北大的许多提倡歌谣的知名教授纷纷南下广州、厦门,把薪火传递到南方,即使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都没有割断初创未久的民间文学学科的根脉。侥幸保留下来的北大研究所还由周作人继续开设歌谣课程,语丝社成员们创办的北新书局,也由李小峰带到了上海并以林兰的笔名出版了那么多的民间文学的读物,斑斓多彩的民间故事滋润了多少代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灵呀!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多少爱国的高校老师(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楚图南、吴泽霖、陶云逵、钟敬文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如马学良、袁家骅等)、作家(国统区的苏雪林、戴望舒、光未然、薛汕、丁景唐、马凡陀,延安的柯仲平、何其芳、吕骥、张松如、周文、林山、柯蓝等,华中解放区的阿英、钱毅等)以强烈的爱国心投身于大西南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中去,民间文学成了战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提升了学科的质量和地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大、哈尔滨师大、云南大学、新疆大学等)的中文系里都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设立了民间文学室和民族文学研究所,尽管受到了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了,总不至于会有什么类似乾嘉学派的遗老遗少们或蒋梦麟们从阴沟里跳出来讥笑谈论歌谣是淫秽之徒。至于民间文学的作者和传承者是什么样的群体,尽可以存在着某些分歧的看法,是下层社会成员还是全体社会成员,这并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同样不争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和农耕文明下,不被主流文化及其士大夫所重视,甚至长期被压抑、被笑骂、被打杀而最终归于自生自灭。“五四”以后兴起的民间文学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过几代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们的披荆斩棘、苦心建构,到1987年5月的统计,全国已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20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中心的全国普查,到世纪末,已经堪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支学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宝库。

  如今在我国,就学科设置而言,呈现出一国两制的格局。一方面,一部分高校根据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民俗学作为法学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再把作为其研究材料的民间文学纳入自己的领地为三级学科;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每年制定的《课题指南》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科分类里,则一直把民间文学(代码ZWH)列在中国文学学科下面为二级学科。这种一国两制百花齐放的格局,倒也给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自由的、多元的发展空间。近来常听到一些高校里以民俗学为方向的老师在申请社科基金项目时遇到的尴尬,深感因制度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局面,已渐成学科前进的无形障碍。于是就想到,既然国家在学术体制上允许一国两制百花齐放,何不干脆让高校中文系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和民间文学博士点、硕士点,仍然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旧制,隶属于文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叫文学博士、文学硕士,而不必称他们为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不仅让我们这些长期在文艺领域里做事的人听起来觉得顺耳,他们自己工作起来也顺理成章些。再说远些,从富国强民计,从弘扬文化传统计,从小学起,就应该给学生开设民间文学或乡土文化的课程,让中国的孩子们、特别是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置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土壤之中。

刘锡诚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中国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在学界,不但他的治学成就和贡献常受人称誉,而且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品德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从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刘半农编订歌谣选、歌谣研究会成立、郑振铎等人创立的文学研究会、鲁迅等人创立的“语丝社”起,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进来,民间文学运动就渐而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里和名声显赫的报章杂志(如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妇女杂志》)上登堂入室,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和学术潮流。1926年军阀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查封《语丝》,北大的许多提倡歌谣的知名教授纷纷南下广州、厦门,把薪火传递到南方,即使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都没有割断初创未久的民间文学学科的根脉。侥幸保留下来的北大研究所还由周作人继续开设“歌谣”课程,“语丝社”成员们创办的北新书局,也由李小峰带到了上海并以林兰的笔名出版了那么多的民间文学的读物,斑斓多彩的民间故事滋润了多少代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灵呀!1920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如郑振铎、沈雁冰、朱希祖、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徐蔚南、老舍、刘大白、赵景深等,都大力提倡民间文学,《文学月报》和《文学周报》等曾经是发表民间文学文章和作品的园地。抗日战争年代,多少爱国的高校老师(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楚图南、吴泽霖、陶云逵、钟敬文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如马学良、袁家骅等)、作家(国统区的苏雪林、戴望舒、光未然、薛汕、丁景唐、马凡陀,延安的柯仲平、何其芳、吕骥、张松如、周文、林山、柯蓝等,华中解放区的阿英、钱毅等)以强烈的爱国心投身于大西南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中去,民间文学成了战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提升了学科的质量和地位。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3月29日,继中国文联成立之后,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分支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郭沫若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大会讲话中宣称:

2004年5月13日

刘先生曾在不同场合、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日头多么毒,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可以说,“农民”式的治学精神贯穿其一生,翻阅他那20余本专著、文集、散文和翻译,100多本主编和选编的丛书,1500余篇文章,便可深深地感受到先生用力之勤,甚至他的新浪博客、民俗学博客和微信朋友圈至今也在持续更新中。这里面既有大部头的皇皇巨著,如百万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90万字《中国原始艺术》,也有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扎实详细的文学史料钩沉,还有篇幅短小、情感真挚的散文随笔。大到一部学术史的写作,小到与文坛友人往来的一封书信,每一点思考、每一段过往,他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就像农民收获时珍惜每一粒粮食一样,学术土壤里的“收成”,他一点都不肯浪费,真可谓是颗粒归仓。“农民”般勤恳执着的本色,是其治学的第一特点。

我们今天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要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文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我想到的有五点:

本文原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12日第5版<学科探讨>)

其治学的又一特点是:“边缘人”的心境。冷眼看世界,热血诉衷肠,他忠实地记录着亲身经历的种种文坛往事:1966年《纪要》涉及问题及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伤痕文学”始末、《“歌德”与“缺德”》风波、《电影工作简报》事件、“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终结、《苦恋》事件、“现代派”风波……谈论起20世纪后半期风云激荡的文坛时,他从不上纲上线,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实录论争中的人与事,纠正了许多固有的印象和观念。他以“边缘人”自况,为自己记录文坛事件与掌故、增补文学史料的文集,命名为《在文坛边缘上》。他说:“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保持谦逊、“边缘”的心态,不让权力中心的种种“诱惑”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方可写出“多少传世的作品”。可如果没有自始至终对文坛的一腔热血,如何能把那些让人欢欣、让人伤痛的历史细细密密地记录下来!事实上,“边缘”人未曾边缘,说他未曾离开文坛实不为缪。

(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各地方的色彩,收集散在各地的民间文艺再加以保存和传播,是十分必要的。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

其治学特点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担当。这体现在他无论致力于哪个领域,都会尽心尽责,正直坦荡,俯仰无愧。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担任编辑和评论家期间,他不断发现并推出新人新作,甘心“为人作嫁”,如作家张弦、何士光、陈国凯等都曾直接得到过他的推荐和帮助,并因其评论而誉满文坛。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他实际参与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制定各类文件、成立工作机构、部署编纂步骤、培训各地干部等都由他牵头,“集成”编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工作思路和理念。“集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民间文学普查,成果总字数逾40亿。正是他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和气魄,保证了这项宏伟的国家文化工程顺利开展。“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可谓是刘锡诚的真实写照。当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时,他又无怨无悔地退居斗室,著书立说。他治学兼收并蓄,无门派禁锢,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气度和格局。他说:“一般说来,农民是务实的,却又是保守的,而我却因所受教育和从事过多种专业的关系,其思维和心态逐渐趋于开放和宽容,学术渊源、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也相对多元,并贯穿在我的整个文艺和学术研究之中。”也正因如此,文学理论家陈辽在《刘锡诚:三十五年四“转身”》一文中评价刘锡诚治学的四个阶段,说“他在文坛扬名以后,却在三十五年间完成了四次‘转身’,在四个不同领域内都作出了可圈可点、不同凡响的业绩!”

(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我们搜集了民间文艺,并不是纯粹为了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甚至奉为偶像,而是要去寻找它的优点来学习。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法,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正是有了这样的治学精神,刘锡诚在众多不同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今天的学界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但他却说“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受篇幅所限,本文就以这两个最为先生自豪的领域为中心,探讨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和学术史意义。

(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的、或隐晦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在它的文学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有自我批评,更要收集群众意见。在民间文艺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这个道理,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古人也早已有此见解。据说古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采集诗歌在朝廷演奏,借以明了民间疾苦。这种事是否的确有,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在音乐方面,古人也知道“审乐而知政”,从民间音乐的愉悦或抑愤中考察政治的清明或暴虐。我们不好单把民间文艺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一种文学形式来学习,还必须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的建构

(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刘锡诚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1977年至1983年间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他与当时文坛的一批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也在他的关注视线内,许多人因他的评论而被文坛熟知。这一时期,他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鉴赏能力,挖掘并推出了一批真正有价值的作家、作品。

(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造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文学艺术,如《离骚》、元曲、小说等,都是利用民间文艺加工的。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研究民间文艺最终目的是要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一)文学批评的思想:求深、求真、求新

郭沫若宣称的五个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是从我国古代的民间文艺传统的总结中概括而来的,构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体系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大、哈尔滨师大、云南大学、新疆大学等)的中文系里都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设立了民间文学室和民族文学研究所,尽管受到了来自“左”的思想的干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刘锡诚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实践深受19世纪俄国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影响,刘锡诚认为他们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和美学批评融为一炉的作法对文学批评具有普适意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评论文章集中收录于《小说创作漫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作家的爱与知》(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河边文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收入《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等文集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80余篇评论文章,没有辑录出版。此外,他还与冯牧、阎纲共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20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收录荒煤、王元化、李希凡、王春元、陈辽、张炯等人的评论选集,这几乎包罗了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老一辈和中青一代的知名评论家,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评论的风貌。

如今在我国,就学科设置而言,呈现出“一国(科)两制”的格局。一方面,一部分高校根据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民俗学作为法学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民俗学再把作为其研究材料的民间文学纳入自己的领地为三级学科;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每年制定的《课题指南》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科分类”里,则一直把“民间文学”(代码ZWH)列在“中国文学”学科下面为二级学科。这种“一国(科)两制”的格局,倒也给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自由的、多元的发展空间。近来常听到一些高校里以民俗学为方向的老师在申请社科基金项目时遇到的尴尬,深感因制度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困境,已渐成学科前进的无形障碍。于是就想到,既然国家在学术体制上允许“一国(科)两制”百花齐放,何不干脆让高校中文系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和民间文学博士点、硕士点,仍然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的旧制,隶属于“文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叫文学博士、文学硕士,而不必称他们为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不仅让我们这些长期在文艺领域里做事的人听起来觉得顺耳,他们自己工作起来也顺理成章些。再说远些,从富国强民计,从弘扬文化传统计,应该从小学起给学生开设民间文学或乡土文化的课程,让中国的孩子们、特别是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置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土壤之中。

1985年10月,应《批评家》杂志约请,刘锡诚在《文学评论与我——我的自述》一文中,回顾了他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经历,总结评论经验,阐发批评理念。此时的他已经发表了六七十万字的评论文章,这篇带有理论总结性质的论文也成为反映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重要标志。他指出:“他们(三大批评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要求文学面对现实,批评社会,解剖人生等重要原则,至今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进而,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其一,“所谓深,就是指文章的见解要深刻,而不是浮光掠影、花花哨哨。”强调的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评论也要首先着眼于此,要分析作家如何把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如何创造艺术形象,并能够对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作出判断。他指出,文学评论的深刻性还不止于这样横向、纵向的双重考察,若要所有建树,还需要超越具体的作家、作品,上升到更高层面的理性思考,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中某些迫切的问题,给出理论见解,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规律。其二,“所谓新,就是摆脱陈套,力求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法。”他强调要遵循文学规律,要从实际出发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要密切关注文学界的动向并肯于思考,这样才能捕捉到新思想、新观点。其三,“所谓真,在文学评论来讲,就是讲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趋时,不回避。”强调的是评论家要实事求是地发表真知灼见,要有从真理和事业出发去看问题的勇气。

一生中从事过文学翻译、文学编辑、新闻工作、党政工作等多种行当,多次“转身”,而从事民间文学的编辑、采录、翻译、研究的时间最长。从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在曹靖华老师的指导下选定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起,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为专业的民间文学编辑和研究人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整整十年。文革后,从新闻工作岗位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继而又转到《文艺报》编辑部,在文学岗位上工作了7年。没有想到的是,1983年9月,周扬同志把我调到年轻时工作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去又是7年。最终无法摆脱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大概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故而对民间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结,60年来,在编辑和研究中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民间文学的文章和著作。到了古稀之年,宁愿暂时放下文学评论和减少散文随笔的写作,着手将过去写的有关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选编成这本集子,算是自选集吧。拙著定名为《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遵照郭沫若、周扬、老舍等前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宣布的研究宗旨,不忘初心,并就教于为这门学科献身的学者们。

近年来,随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文艺界通过组建“中国文艺批评基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创刊《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开通中国文艺评论网站等一系列工作,指摘文艺批评中受资本、人情、市场等影响而蔓延出的种种鄙俗之气,剖析批评生态乱象丛生的原因,在文艺界掀起了“重塑批评精神”的浪潮。事实上,如果对刘锡诚的文艺批评思想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和解决路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锡诚就提出过。他说,评论家不能把自己变成木耳一样的寄生者,也不能做看到一点问题就向作家进攻的打手,不能看着作家的脸色写评论而变成啦啦队,不能怕得罪人以致于“小猫屁股摸不得”,要有“剜烂苹果”的勇气……多么鲜活生动却又一针见血!他反复强调评论家遵循求深、求真、求新的原则,他说:“评论家就不同了,他们之中有的人宁愿牺牲真理和名誉而换取实惠,换得在文艺界安身立命的权利。深与不深,新与不新,充其量是个水平问题、造诣问题,而真与不真则涉及到评论家的品格问题了。”这样的话,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2015年4月9日

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原则,刘锡诚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已经知名的作家不虚夸、不献媚,对尚未成名的新人不贬低、不打击,反而急切地发掘有潜力的作家,著文评论,提携推出。他的笔下,既有有对周扬、冯牧、汪曾祺、荒煤、沙汀、赵树理等作家的作品深入分析,也有对周梅森、何士光、鲍十、范稳等新作的评论赞赏。此外,他还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对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评论《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就是代表。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成果•西部民间文化与口头传统精选系列,郝苏民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

更为可贵的是,刘锡诚在用上述标准和原则要求和评价作家、作品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这些文学主张,开展创作实践。已出版的文集有《走出四合院》(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谢永旺、何镇邦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黄昏的眷恋》(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阎纯德主编《大家书系·名家随笔经典》)、《芳草萋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等。他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记录生活,反映现实。这些作品中处处流露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也透露了他的人生历程。他的童年历经苦难、青年奋起读书、中年几经风雨而愈发坚韧乐观,老年时便安然地看待一切,这种经历深深地影响着他和他的学问。刘锡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治学精神,恐怕这些作品已经给出了答案。

(二)史料辑佚:重视文献史料,还原历史现场和文学生态场景

刘锡诚对文献史料的重视,源自不满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多没有脱出西方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撰写模式。许多文学史中对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潮流的历史发展与流变往往重视不够,这会导致对文学史整体认识的碎片化与割裂化。他指出:“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的这段时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作家、批评家们在阵痛和反思中逐步摆脱束缚着自己的旧思维、旧框框,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现实生活的急剧变革,催生出一批又一批新的作家,激发着创作者的创新情怀,新的优秀作品迭出。”因此,他希望以参与和亲历者的身份,通过文学史料的增补辑佚,提供“一些文坛的真实情况”,他说“笔者对文学发展史上的人物和思潮必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褒贬,但绝对敢保证书中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完全是忠于历史真实的”。可见,他对于史料的态度依然是“求真”。

刘锡诚的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名曰“往来书简”,他和文坛作家、编辑们曾经的往来信件,当年的工作日记和文书原件,都被扫描到这里。他说“当年的文书是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是写刊物史和文学史的珍贵史料。”与其说这是作为编辑的一种职业习惯和素养,倒不如说是文学理论家的史料意识和学术自觉。文人之间的书信和日记,因具有私人性质,对待某些事情的看法,往往比文学史更具有细节性和真实性。这种史料的辑佚发表,有助于后人考索事件过程,探究所涉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看法观念,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现场和文学生态场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

长期以来,刘锡诚在《文艺报》《南方文坛》《今晚报》《解放日报》《中国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可称为“作家书简中的文坛故事”的回忆文章,展现文学史上鲜活的人与事。比如1997年发表《认识汪曾祺》一文,说汪曾祺曾对自己在中国文坛的“位置”给出定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大概算得上是个文体家。”他认为汪曾祺之所以如此说,是源于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小说文体的创新和对笔记体小说的尝试与推动。尤为珍贵的是,文章附录了二十世纪80年代,二人关于汪曾祺小说创作和美学评价的三篇往来书简,刘锡诚说:“这三封书信,虽然说的是一篇稿子的事,内容却涉及到他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因此,对于研究他的创作及其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刘锡诚此类文章更多地集中出版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等文集中。此外,他还主编了《为您骄傲——忆江晓天》(合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破冰之旅:新时期文学亲历纪事》(合编,十月文艺出版社即出)等,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坛边缘上》初版和增订版中,作者以客观真实的态度,以亲历者的目光和感受,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文坛如何复苏、发展的历程。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从1977年到1981年之间文坛情况,作者指出这六年间文坛的特征,并为之命名为“中国文坛的早春(1977)”“新时期文学的兴起(1978)”“大辩论与大前进(1979)”“与人民同呼吸(1980)”“在风雨中跋涉(1981)”,增订版又增加了“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松绑(1982)”。共收录作者172篇文章,这些文章小到对一封信、一篇来稿、一位作家的回忆,大到对某种文艺思潮或文艺辩论、座谈会的讲述,都有细细密密的纪录与思考。这里面不光有对各种文坛掌故、人物性情、重要事件等的历史还原,更为可贵的是时刻伴随着作者的分析、判断和评价,表现出文学史家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家的客观思辨,是对现有文学史不足的有益补充。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部信史,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鲜明的史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发展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史书。”

《文坛旧事》一书则对周扬、张光年、何其芳、荒煤、冯牧、罗荪、沙汀、周立波、汪曾祺、钟敬文等一批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一一画像。对他们的回忆,正如书中扉页所言“感受文艺界名人风采风范见证新时期文学艰辛辉煌”,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因这些“在新时期文坛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疆域上驰骋过,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作出过某些贡献的前辈作家和领军人物”出现,促成并见证了中国文坛重新焕发出生机和辉煌。

这两部文坛回忆录,从思潮和作家这一纵一横两个视角,详实客观地记录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样貌和特征,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场景,完满地回应了其重视文献史料的初衷,对于文学史的补充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重构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民间文学研究

1953年到1957年,刘锡诚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师从著名未名社作家、翻译家曹靖华。从接触俄国民间文学开始,他就踏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学术道路。大学毕业后,经曹靖华推荐,他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从事民间文学的采录、编辑、研究和翻译等工作。“文革”十年中断了他的各项工作,待重新回到民间文艺工作的岗位上来,已经是十七年以后了。1983年到1991年,受周扬提名,刘锡诚又回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协会”),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工作。期间,他主持编纂了被誉为“世纪经典”“民族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民间文学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贡献。

学术研究需要厚积而薄发,经过四十余年在文学领域的浸润,在大量田野调查、民间文学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梳理以及国外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工作的磨砺之后,刘锡诚已经拥有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他以近乎花甲的年纪,以及在之后的十余年间,陆续完成了两个重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和“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前者被钟敬文誉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后者则在民间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被广泛认为是具有拓荒性质的研究,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上的一项空白。这些沉甸甸的成果无不证明:刘锡诚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鲜明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主张

刘锡诚对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多元的,他在学理思考、译介编纂、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等方面都有探索。其中,对民间文学的学理思考最为用力,也最能表现其学术观点,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国家社科基金成果98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增补为110万字)、《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 作家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收入陈建功、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台北秀威资讯出版中心2015年版)、《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收入郝苏民主编《西部民间文化与口头传统精选系列》)等。这些著述体现出其鲜明的民间文学理论主张。

第一,主张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

刘锡诚说“我们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或文化史现象来对待的。”“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笔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间文学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故而在诸多方面与作家文学不同,而是特殊的文学。”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他极为重视研究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分析民间文学作品的题材、类型、风格、形象、技法、语言和艺术特色等,无疑受到了上述学术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把民间文学视为文学的一种,可追溯到鲁迅和“语丝社”时期,这是那个时代那一群体作家和学者们共同的学术理念。茅盾在建国后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中也持这种主张。他在《人民文学》任主编期间,就推出了一系列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和吴歌、粤讴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只不过,受左联的影响,文学界对民间文学的坚持并没有走得长远。但是,在左联的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者,如周文就是一生坚定地提倡民间文学的作家,周扬对于将民间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版图,也具有不可代替、不可磨灭的功绩。由此可见,刘锡诚这种对民间文学属性的认识,是有历史和学术渊源的,他的这一主张,可以在《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双重的文学一一民间文学十作家文学》等书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在研究方法上,刘锡诚主张用中国的诗学传统研究民间文学,事实上也是承袭了郭沫若、周扬、老舍等老一辈人文学者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宗旨,和郭沫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讲话精神。他说:“郭沫若宣称的五个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是从我国古代的民间文艺传统的总结中概括而来的,构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体系的雏形。”他还说:“民间文学是百姓的口头文学,以浓烈的诗学特性和审美意识见长,能对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一解。”其自选集《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就是张扬这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近期,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与民俗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40余年间用“故事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被认为“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开拓大有裨益”。会前,他们二人就民间文学的诗学研究方法问题专门交流,刘锡诚给予了高度认同和赞誉,他们是志同道合者。

第二,强烈的“整体研究”理念。

这种研究理念深受二十世纪50年代“社会—历史—审美批评”观念的影响,概言之,整体研究“就是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研究”。他认为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和民间艺术三大类人类精神活动现象,是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考察任何一项民间文艺作品,都要将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受到的时代文化因素的影响纳入到视野之中,并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综合研究。他在80年代对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地少数民族文学和山东渔民文化的田野调查,以及他的代表作《中国原始艺术》,便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种对其他学科的关注与尊重的态度,决定了刘锡诚从研究民间文学开始,就具有了“跨学科”的眼光和视野。他在1988年发表的《整体研究要义》一文,实质上也是对“跨学科研究”的阐发,这使他成为国内较早提倡这种研究方法的先驱。而后者则是在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被奉为圭臬的方法论。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曾说,“他(刘锡诚)的研究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联系非常紧密,他是一位跨学科的人文学者”。也有学者具体指出,他打通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学学术史与民俗学体系界限,民间文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不同学术领域,拓宽了民间文学的研究。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刘锡诚提出“整体研究”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丧失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将整体研究的方法视为90年代后学界由民间文学向民俗学“转型”的原因,并不十分恰当。至少在刘锡诚这里,他并不是如此认为。

我的主张是,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固然要以文学的研究为要义,但文学的研究,也绝不意味着仅仅是意义、形象、文体、词章等的简单化了的阐释,尤其不是长期以来受庸俗社会学影响的文学理论和方法。民间口头文学,是文学,但又与一般的文人文学不同,是一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通、须臾不可分割的文学。相应的,民间文学的研究,也与普通文学研究不同。也就是说,在研究民间口头创作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时,既不能忽视相关学科(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学)所取得的资料和成果,不能忽视与其生存紧密联系着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信息,但又不能用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用长期以来大行其道的庸俗社会学思想来代替文学的研究,而必须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进行观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刘锡诚用三个“不能”明确指出民间文学应该避免的研究误区,尤其是强调不能用其他学科的研究“代替文学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清醒定位。无怪乎当他看到新的学科调整(1997年)出台,把“民间文学”放到了社会学—民俗学学科下,要极力反对,奔走呼吁了!直到现在,他依然秉持“民间文学”独立的观点,他说“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不赞成把民间文学包含在、至少不完全包括在民俗和民俗学之中”。他的这种观点,在学界也一直都有赞同之声。近年来,随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有的学者开始从新的学科体系中重提“民间文学”的归属和独立问题。时至今日,“民间文学”依然牵动着学者们的心。

第三,提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应。中国文学史的构成不应仅仅表现为作家文学,而且理所当然地要把民间文学也纳入进来,二者在历史上也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关系。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帮助人们“更直接地观察到下层民众的世界观、生活史、风俗史、礼法史,可以从中研究导致中国历代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多种因素,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其次,他指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存在多流派、多元构成的格局。因此,针对以往该领域多以历史线索和大事纪为史论写作的缺陷,他重在对思潮、流派的耙梳分析,诸如北大歌谣研究会派、乡土研究派、人类学派、民俗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等都有具体分析,并对其理论、观念、方法进行了总结剖析。同时,他对某种学术思潮和流派中涌现出的代表性学者,对鲁迅、周作人、钟敬文、顾颉刚、郑振铎、罗香林等百余人的学术思想进行历史评价,持论公允、以理服人,重构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再次,他把学科与国情结合起来,他指出“学科的发展和沿革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社会发展有割不断的联系”。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便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抓住了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钥匙。刘守华说这是刘锡诚研究中“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并指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部书,我以为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客观公正地展现了这门新兴人文学科的历史风貌。”

任何学科的构成,都离不开基础理论、基本史识和学术史研究等几部分。中国民间文学即由三个主要的有机部分构成:民间文学理论,即基础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即针对文本的搜集与研究;民间文学学术史。《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但是刘锡诚的代表性成果,而且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第一部20世纪学术史著作,对于学科的发展建设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该成果也因此获得2015年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誉。

(一)自觉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意识

刘锡诚对民间文学清醒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得到彰显,他大力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除对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外,他还通过大量实践活动,身体力行地推进学科建设,促使该学科有了实质性发展。尤其是他先后两次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和主政期间,在搭建学术平台、建设研究队伍、组织力量开展田野调查、国际交流与合作、主编一系列“丛书”等方面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一块块厚重的基石。

清晰的学科属性和定位、明确的研究对象、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如上所述,刘锡诚始终坚持民间文学独立自主的学科属性,强调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对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中西方观念的差异等问题,他说:

我们是把民间文学当作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或文化史现象来对待的。我们为了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也去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与社会、与民族特性、与文化发展乃至作家文学、与地理自然条件等诸方面的关系,并从而形成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当然,我们不应该排斥从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医学等方面去研究民间文学,但这些研究都不能等同或取代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同样,我们也不赞成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等同起来,用研究作家文学的方法和概念去研究民间文学,用思想性、艺术性、创作方法一类语言简单地套在民间文学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从根本上取消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必讳言同西方学者们在某些看法与做法上的差异。有差异并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我们坚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坚持作家向民间文艺传统学习,等等,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我们的长处,国际学术界对此也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这无疑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有力论证,是对学科独立自主地位的自觉维护。刘锡诚的上述观点来自于1984年在峨眉山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这是他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可以说,这次会议引领了一个时期的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厘清了当时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惑,提出了未来的研究规划,为从业者指出了探索和研究的路径,并给出了具体举措,其影响是深远的。这次会议对学科建设的推动亦显而易见,据统计到1987年,全国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的高校已有43所,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民间文学刊物20种、报纸4种。民间文学的研究在全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即将进入新世纪,随着民俗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崛起,民间文学的命运发生了陡然变化。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对学科体系进行重新调整。民间文学由原先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降为归属于民俗学下的三级学科。在此之前,民俗学只是“中国民间文学(050104)”包含的一个研究方向,此次调整,民俗学被调整到法学(03)门类的社会学(0303)下,升格为二级学科“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030304)”。二者的属性和地位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颠倒。为此,年近七旬的刘锡诚心急如焚,先后发表了《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等文章,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大声疾呼,希望恢复其“文学”属性和二级学科的地位。他指出,民间文学从20世纪初开始,经过几代学者披荆斩棘和苦心经营,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具有若干分支学科(如神话学、史诗学等)的学科体系,随着20世纪80-90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完成,到20世纪末,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已经堪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支学之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宝库”。可毕竟,国家学科分类体系的调整变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尽管有刘锡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呼吁,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和归属仍然没有得以恢复。但这并不妨碍学界对他为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作出的种种贡献的充分肯定。他为学科建设而推行的那些扎实有力的举措,仍影响至今并对今天的学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在自觉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意识引领下,刘锡诚从各个方面推动学科建设。在学术平台的搭建上,他以研究机构和刊物杂志为抓手,聚拢了一批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比如,在他的提议和策划下,成立中国神话学会、故事学会、歌谣学会。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中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会、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家学术会议、深圳全国民间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中芬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主编《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等刊物,为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成果开创发声阵地;他召开全国报刊座谈会,打通发表渠道,推动全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在队伍建设上,以“三套集成”为凝聚力,全国各省、地、县共有近200万人次直接参与了普查、采录工作。各省市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组建民间文学研究室,高等院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成为普遍现象。这样,从基层普查到研究机构、高校开展研究,都有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从业队伍。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组织了1986年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出版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对中国民间文学与国际对话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中,成果更是丰硕。除上文提到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外,他翻译编选了一批以俄罗斯民间文学及理论研究为代表的成果,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合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高尔基与民间文学》(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编选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世界民间故事精品》(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主编丛书四种:《中华民俗文丛》20种(合编,学苑出版社1994年)、《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6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10种(合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同时,主持推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整体编译工作,推出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辑,印刷于1963至1964年间)、《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什么是口头文学》(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向民歌学习》(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等一系列搜罗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介绍苏联和世界各国民间文学理论和动态的丛书,为学科发展积累了大量成果。

学者万建中评价刘锡诚的学术成就和贡献时曾说:“刘先生的学术经历,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的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史,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的确如此,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民间文学资料的数据库、思想的聚宝盆。

结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此浮光掠影般地回顾了刘先生的治学历程,我在由衷地感叹先生旺盛的学术精力和宽阔、深厚的学术视域之时,也深深地感到学界对刘锡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他的文学艺术观念、文学创作情况、往来交游、人生经历、学术思想及对当前的启示等等,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一人便可辐射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乃至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个领域,先生本身就是一部“行走的学术史”。有学者评价先生是“民间文学的守望者”,抑或希腊神话中那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西西弗斯,可我宁愿将他视为一名为学术理想呐喊、奋斗的旗手和战士,只不过他的战场更多是在自己的内心,他仿佛永远在和自己默默地较劲,有文必录、有思必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甚至自况为“边缘人”。但他绝不边缘和封闭,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学术热土,他热切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的进程。一旦时机成熟,有可以发挥更大力量的战场时,他又可以集结部队带头冲锋,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我想,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担当,进则天下,退则慎独。衷心祝愿先生福寿安康,学术之树长青。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

版权声明:本文由必发365登录发布于必发365登录,转载请注明出处:刘锡诚的治学精神,一个国家二种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