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之风,记忆马学良寿辰十0周年

2019-05-19 00:25栏目:必发365登录

  马学良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学科建设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他开创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在教学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并在语言识别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作出了贡献。

马学良(1913年6月22日-1999年4月4日)

  4月5日上午,我给研究生上课。在我的研究生们一一拜读了马学良先生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0周年纪念文集撰写的油印本《新学术之路》之后,我兴致勃勃地给研究生们讲着马先生跟闻一多搞田野调查、跟李方桂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体会。万没想到,中午刚一回到家中,便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巴莫阿依博士的电话:马学良先生昨天上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了!虽然下午4点在北大仍有本科生的《语言学概论》课,我仍然马上登车去了马先生的家中,参予马先生的治丧活动。

  上世纪初和三四十年代,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我国的老一代语言学家曾对少数民族语言作过零星的调查研究,也有一些著作问世,但那都是分散的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工作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提上了日程。在这个大形势下,马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承担起创办民族语文系的任务。此后,一批批学员从这里走向社会,走到边远省区的民族工作第一线。他们从事民族语言的调查、识别、研究、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从而使民族语文事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以后,各兄弟民族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民族语文系,民族语文事业蔚为大观。从此,民族语言文学这个学科和专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和专业在人文科学的百花园中站立起来了。在这个划时代的变革中,马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们共同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带领大批莘莘学子,身体力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学在思,为人在实。这是马学良的手书。他是如是写的,也是如是做的。

  马学良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汉藏语系语言学家,是当今中国民族语文界的泰斗,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和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些是全国民族语文学界几乎人人皆知的,但马先生更是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服务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杰出榜样。他60多年兢兢业业地为少数民族奉献的崇高精神尤其值得歌颂和弘扬。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多年的领导工作中,马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他自己主持分班,并亲自给同学上语音学课。在教学中,他坚持实践性的原则,特别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他请来不同民族的老师为我们发音,让我们反复听音、辨音、记音,归纳音位、拟定拼音方案,最终掌握语言调查的实践能力。在开学最初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的教室、走廊、草坪、寝室以至澡堂和盥洗室里,到处都响遍咿咿呀呀的发音声和各种民族语单词和句子的朗读声。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氛围真是壮观。这种基本功的训练使我们几代学生受用终身。

马学良(右一)与吴文藻(前排左二)、冰心(前排左一)等人的合影

  无悔选择

  马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是每一个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民族语言。他认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要不同于旧社会的学者,首先要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其次要与少数民族有共同语言,能在思想情感上自由沟通;第三是能够自由运用民族语言材料,对有传统民族文字的民族,应该能够阅读和研究他们的文献。这3点要求使新一代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语言科学舞台。他们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民族语文工作者,对新中国民族语文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创了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新时代。

马学良一家在上世纪50年底拍摄的全家福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由于马先生这些教学思想的贯彻,当1956年筹备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时候,他敢于向当时主持筹备会的胡乔木同志建议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师生承担此任务,解决了胡乔木找不到调查人员的困难。1956年开始的这次大调查共组织了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足迹踏遍15个省区。中央民族学院参加的师生有400多人,占当时全部调查队员的60%。马先生当时就亲自带领第二工作队跋涉在贵州的山山岭岭间。中央民族大学师生由于基本功过硬,在各个调查队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所以后来人们都说那是我校民族语文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是与马先生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实践分不开的。

  马学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彝族古籍与文化、民间文学及双语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

  马先生在62年前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

  我们往往欣喜地回顾当时民族语言调查搞得轰轰烈烈,却没有深刻认识这一工作对国家的重大意义。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整体,56个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拥有中华民族的认同,构建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确定56个民族成分,由56个民族组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这是伟大祖国多元文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结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民族成分的识别是新中国的空前举措,也是世界民族史和民族学记录中唯一的创举。民族成分的识别和确定的首要条件就是各民族的语言,而语言识别工作的基础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次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在这个事业中,马先生和当时一批老语言学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国家的认同正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力的核心,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新中国的民族语言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的重要的方面,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非常巨大,而马先生的贡献已经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今天我们缅怀马先生的贡献,对于我们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凝聚力,对于我们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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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

  马先生自己在教学中精心设计、精益求精,同时也要求学生要重视研究。他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谁是保尔巴西、谁是叶斯泊森,他总是能够把语言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作理论研究。在这方面,马先生是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人物。马先生本身是民族语言研究的身体力行者,是彝语和彝族文献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就出版过重要论著。在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工作中,他从不忘强调对民族语言的具体的、个案的深入研究。他把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3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者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他几乎请遍了当时在北京的著名语言学家为我们讲学,还亲自开设尔雅课,使我们在现代科学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方面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他总是教育学生在调查工作中、在实践基础上坚持民族语言研究,这使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在研究能力上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同类小语种毕业生。马先生的这种办学方针和办学思想使我们以及后来的学生受益终身。


  拼博进取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马先生意识到国家形势的客观需要,又把大量精力投放到双语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双语教学的任务越来越迫切。我国广大的少数民族需要学汉语,在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汉族需要学习民族语,还有各少数民族之间也需要互相学习语言,这是现代化建设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现代人必须是双语人,双语现象是当代语言关系的必然趋势。马先生说: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四化建设时期,双语制越来越重要,而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汉语就更为重要了。

[纪念文章]

  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

  马学良先生与民族语文工作   □ 张公瑾

  马学良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学科建设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他开创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在教学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并在语言识别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初和三四十年代,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我国的老一代语言学家曾对少数民族语言作过零星的调查研究,也有一些著作问世,但那都是分散的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气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工作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提上了日程。在这个大形势下,马先生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承担起创办民族语文系的任务。此后,一批批学员从这里走向社会,走到边远省区的民族工作第一线。他们从事民族语言的调查、识别、研究、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从而使民族语文事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以后,各兄弟民族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民族语文系,民族语文事业蔚为大观。从此,民族语言文学这个学科和专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和专业在人文科学的百花园中站立起来了。在这个划时代的变革中,马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们共同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带领大批莘莘学子,身体力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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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深山 桃李天下

□ 本报记者 吴艳

  无悔选择 倾情彝语文研究

  1913年,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濡染,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1934年,马学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撰写了《释江河》,并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学良在跟随学校内迁至昆明的过程中,作为闻一多的助手,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采风问俗,第一次接触和收集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由于存在语言障碍,他们的调查困难重重。马学良坚持用国际音标记录调查资料,以便之后找兼通两种语言的人来翻译。在闻一多的影响和指导下,他积累了不少语言材料。到昆明后,马学良尝试把沿途收集到的素材整理出来,写成《湘黔夷语掇拾》一文,发表于1938年《西南边疆》第三期上,这是马学良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章。他曾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是指引我走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道路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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